城镇化影响下的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分化——宁乡县种粮农民的调查报告

　　从北京飞往长沙，用时2小时20分钟，从长沙的黄花机场搭乘巴士，在高速路上驰骋40分钟便是中国的稻米之乡——宁乡县。宁乡地处湘中东北部、湖南“五区一廊”金三角地带，是长沙通往湘中、湘北之要冲，境内地势由西向东呈阶梯状逐级倾斜，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8℃，平均相对湿度81%，年均降雨1358毫米，平均日照时数达1739.2小时。县域总面积2906平方公里，2010年，耕地面积为141.57万亩，其中水田120.06万亩；粮食播种面积297.00万亩，其中稻谷200.39万亩，总产量为841132吨，其播面占总粮食的三分之一，但总产量却占到了96%，是湖南省的产粮大县，也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生猪之乡”、“茶叶之乡”，先后被列为全国优质米、瘦肉型猪、水产品等生产基地，水稻生产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1年，生猪和粮食产量分列全国第五位和第九位。

　　宁乡县也是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县，辖33个乡镇，一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2012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第61位。从统计数据来看，2011年，宁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37.9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5.26亿元；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34.39亿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8.3亿元，位居全国百强县第68位。全县三次产业结构为11.8：68.1：20.1，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第一、二、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83.5%、12.4%，分别拉动GDP增长0.9、13.2、2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达54649元，是全国同年水平的1.6倍。

　　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虽然不同学科对城镇化的衡量各有侧重，如人口学讲的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地理学视角下的城镇化是农村地貌转变为城市景观的过程；社会学语境下的城市化主要指城市文明覆盖农村，农村生活方式想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经济学意义上的城镇化则是由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但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镇化水平是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宁乡县，从人口学标准来衡量，2011年总人口137094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61671人，城镇化率为46%，与全国51％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与潜力。然而若从经济指标来测算，2011年宁乡县三次产业结构为11.8：68.1：20.1，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为7439976万元，是农业生产总值的6倍多。与全国同期三产构成10.0:46.6:43.4相比，工业化程度具有明显优势。就地貌景观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来观察，由于宁乡县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社会较快发展，城市的诸多景观与生活方式的元素得以在此地展现和渗透，非城镇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比率逐年增加。在宁乡县，道路开阔，建筑气派，街道上车来车往，打扮新潮的人们穿梭奔忙，一派现代气息。

随着经济的发展，本县耕地面积在1992年左右达到最高峰135.82万亩，此后随有短暂的回升，但总趋势是持续减少，其中水田面积减少明显，而旱田则有增加的趋势，表示逐渐转变为粗放式的耕地形态。耕地面积减少的地区大都分布在靠近省会城市地区，县镇边缘以及交通走廊。在土地利用转变方面，以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最多，而增加较多者，在非农用途上以建地（含工业区）、道路为主，而建地和道路增加较多的地区，同样靠近省会城市，县镇边缘以及交通走廊，这显示耕地面积的增减，深刻地受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影响。

　　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与耕作水平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转变了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渐改变着生活需求的结构，连同耕作的机械化进展，一同影响着人们种植结构的选择与调整。

　　数据显示，各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大多呈现日渐减少或先增后减，只有蔬菜和果树呈现递增，这表明，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类型逐渐成为主流。其中蔬菜的栽培较为集约，需较多的人力，做一在农业人力资源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在未来可能会出现果树面积超过蔬菜的局面。

　　图1是近年来宁乡县主要作物产量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粮食产量居垄断性地位，其趋势是波动中保持稳定，但类型渐趋单一，几乎被稻谷所代表；水果产量在经历了2001-2005年的波动后，以年均16%的速度大幅上涨至2008年前后渐趋稳定；油料、烟叶、茶叶等经济作物，虽然总产量相较粮食与水果少，但却在稳定增长。

　　如果再考虑蔬菜与肉类的产量，宁乡县近年的粮食独占鳌头，但经济作物以及蔬菜、肉类等的产量也势如破竹不断攀升的局势就更加明显。这是农民逐利而为的结果，然而也从跟深层次揭示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对食物结构的变化，以及应此变化的种植结构调整。总体来看，无论是播面还是产量，各作物都经历了时空的重组过程。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宁乡县的乡村从业人口也在多样化的选择中不断分化。2010年，宁乡县的乡村户数为36.11万户，这其中农业户为31.49万户，当年全县的耕地面积为141.57万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297.00万亩，户均不到10亩，粮食规模化生产水平不高，种植千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在宁乡不过12户，承包面积百亩以上农户，只占全县农户的万分之4.6；百亩以上水田的流转面积4.2万亩，占全县水田面积的3.85%。如图3所示的乡村从业人员在非农行业中的分化，并未能促进种植业的规模经营，广大的耕地，铺散在广大的农户中。

　　在农业生产成本上涨与价格下跌，造成农业所得偏低的压力下，本县农户兼业户啊的情况普遍存在，而农业外收入常常超过农业所得，兼业变为专业，专业反沦为副业。这种背景下，本县专业农户的比例逐年降低，而兼业农户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形态也持续减少，而以兼业为主的形态则持续增加。

　　 农户年轻人口已经渐少再投入农业，农业人力衔接不济，导致本县农业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日趋老化与童化的两极化现象，性别结构则是女性比例偏高。有人把这种现象戏称为“六一、三八、九九”。

　　拥有的耕地面积不同，种粮人的耕作形式和目的也因而有别。如果把农户按照其耕种农地的规模（散户VS大户）与所从事行业的多寡（专业户VS兼业户）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四个类型，如下图：

　　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涂尔干，2000)，只是分化的历程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政经体制息息相关。就宁乡县的农户而言，正如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确立了此后30多年的分化路径，大规模的农户以其有限的生产资料，朝向商品上产，以及农场经营组织的号召，维持着小农的面貌，但其生产关系已然改变，质变的根本内容，表现在耕作选择的市场化，生产资料取得的商品化，也表现在市场流通的资本化。作为商品小农的种粮散户，更容易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

　　造成此种现象，固然有土地分配制度的原因，但也有其更深远的文化意识形态脉络：种田既不能赚取利润也无法极大化使用家庭劳动——农民宁可忍受较低的比较效益，甚至亏损，也不愿放弃种地，这个现象直接挑战古典经济学中对人逐利的假设。

　　中国农村的土地配置政策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发展对机械化的推进，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影响，本来就紧张的人地关系更显出其人多地少的矛盾。虽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人们的从业行业的选择渐趋多元，且农业的收益率相对较低，但为什么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仍然有如此高比例的家庭愿意持有零星耕地？正如上文提及，百亩以上水田的流转面积4.2万亩，占全县水田面积的3.85%。种植千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在宁乡不过12户，承包面积百亩以上农户，只占全县农户的万分之4.6。

　　庞大的兼业农所反应出了农户家庭内部的工农分工。工农分工表现在家庭不同劳动力的工作选择，以及同一劳动力的投入与不同的劳动部门，前者如家庭成员有人务农，有人从事农业部门以外的工作；后者则是务农人口在农闲季节和时间外出打工。

　　访谈资料显示，庞大的兼业农户主要存在于粮食作物的生产部门，至于经济作物的劳动投入，则以专业农户居多。兼业农户并非去生产资源的过程，反而是因为促使其维持农民身份的制度安排与包括食品安全的生存安全的社会连带，是制度安排与生存考虑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列宁的话来说，前资本主义中的大地主——直接或透过佃农——剥削薪资劳动或邻近的小农（以及少数中农），他们自身并不参与劳动，其主要的社会位置为封建领主或富有的财主或是混合了此二种类型的剥削者和寄生虫。列宁并且假设，即使农业经济的所有制具有相当的弹性，农民似乎无法转为大地主，大地主在土地改革与资本扩张中被国家机器和工业发展所吸引。即自耕农无法以自身所有的生产资源，扩张为资本农（列宁，1984）。

　　虽然列宁主张小农两极分化为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然而，以小农有限的生产资料，仍然无法透过自身的扩大再生产挤上资本主义大农场主的行列。这里的“小农”主要指受国家制约的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商品农”指主要依循市场逻辑的农业小商品生产者；至于“资本农”则是依循市场逻辑、追求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商品生产者。从生产与市场关系的意义上，他们分别对应着宁乡县农户中的散户、大户以及未来也许会出现的家庭农场。

　　农民无法在既有的条件下变成资本农，也就是说农民无法透过农业生产积累资本，去扩大再生产，在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变成资本农。这是对两极分化的一个很大质疑。以宁乡县的农民分化情况来看，农民依赖其自有资源，其分化形式无法产生根本的质变，透过自身劳动积累扩大再生产规模，最多只能由糊口的散户上升为商品大户，也即由小农转变为商品农，而无法转型为家庭农场。中国家庭农场的形成，或许要仰仗国家政策的支持或是由政府国营农场的资本化。

(供稿：王秀丽)

　　宁乡县统计年鉴（2008-2012）.

　　中国统计年鉴2012.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1893）.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99）.

　　Scott,James C. 农民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976）.